“天地玄黄呢？”

“宇宙洪荒。”

“什么是宇，什么又是宙？”

“天地四方谓之宇，古往今来谓之宙。”

据《刘伯温年谱》说，郑复初听完刘伯温的正确回答后，就从椅子上弹起来，兴奋地对刘爚说：“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阅读量和记忆力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收下这个学生了!”

其实这是扯淡。两人的问答条目都是《周易》上的内容，《周易》是儒家五经之一，属于学生们的必读课本。在当时，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如果不能把《周易》从头到脚背诵下来，那他就是个蠢货。

郑复初之所以收下刘伯温，可能和刘伯温的另类气质有关。在刘伯温忧郁而孤傲的神情中，郑复初大概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郑复初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的第一批汉族人里的进士，正如刘爚说的那样，科举制必将卷土重来，元帝国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制，并且就在那年进行了第一次考试。据说，郑复初考试时就很不满意，因为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比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要多，而且难。汉人和南人的考题如果是高考题，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就是成人教育题。

在等成绩时，郑复初又是一肚子火，因为成绩单迟迟不下来。有官方小道消息说，成绩单所以迟迟不公布，是因为教育部的人正在发愁。按当时的规定，两榜，即汉人、南人一榜，蒙古人、色目人一榜，人数必须相同，但蒙人和色目人的成绩一塌糊涂，及格人数可怜兮兮的只有二十出头，所以，他们不知该怎么办。最后决定，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，把原来准备招收的一百多人改为只招二十多人。也就是说，有很多汉人和南人都及格了，可因为要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，必须要让他们不及格。

郑复初正要发雷霆之怒，大榜下来了，里面居然有他。他就忘了自己要发怒的事，转而写诗一百首颂扬元帝国的伟大。

兴奋劲儿还没过去，郑复初又听说了可靠的消息：中进士的汉人和南人即使是尧舜附体、杨二郎转世，也只能担任地方政府的二把手。

郑复初当时已没有了发火的动力，于是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做州长的秘书。州长是蒙古人，瞧不起汉人，总找郑复初的茬。郑复初心想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非死在这里不可。于是辞职，跑到括城来，申请了份闲职。

在此，有必要补充一下科举制的问题：

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渠道。科举制诞生于中国隋王朝，常设的科目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五十多种。但最受考生青睐的是进士科，因为这一科虽然很难考，但一旦考上，前途就一片光明。科举制经过不断完善，到明清时，分为三个必备步骤，第一步是乡试，即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城进行的考试；第二步是会试，即乡试录取者到京城参加的由礼部主持的考试；第三步是殿试，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，按照从优到劣排名，分为一甲二甲三甲，一甲中取三名，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其他人分列二三甲中。

不同朝代，科举考试内容也不同，唐代重诗词歌赋，宋代重填空和时政论文，虽然大体内容不出儒家经典，但没有哪个政府强行规定必须要用儒家的哪些课本。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，考试科目竟然强行规定为四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参考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我们注意，有人咒骂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朱熹当成宝贝，实际上，是元王朝先把朱熹当成了宝贝。

朱熹是理学宗师，中国思想史中最有分量的理学在他手中定型，元政府用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作为考生的唯一参考书，只能说明一点，理学在元代毫不保留地四射光芒了。

从这一点而言，郑复初能考中进士，就说明他对理学研究极深，不然他也不可能考上。刘伯温来向郑大师学习，主要还是学习理学。

理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需要我们大致了解一下：理学就是道学，在北宋的程颐手中吐蕊。当然，它也不是程颐的闭门造车，其实理学就是孔孟儒学的再发挥。理学家认为，宇宙中有一种无善无恶无所不能的“理”，他们称为“天理”。而人人都有欲望，这就是人欲，天理人欲不两立。必须要刻苦修炼去除人欲，回归天理，成为圣人。修炼的渠道就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，忠、孝、仁、义，每一个指标都要合格。想要每个指标都合格，必须要极端严肃地进行修炼，通过探索外面的万事万物，达到认识天理的境界。在探索万事万物时，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态、一本正经的外貌，不能追赶跑跳蹦，不能大声喧哗，更不能嬉皮。不能心有邪念，每天要三省甚至是九省吾身，好的心思要保持，坏的就赶紧去掉。

看上去，如果真的这样尽心尽力，那么，理学家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。但遗憾的是，中国理学家那么多，做到这四项要求的一个都没有。

其实问题就出在理学家这里。大多数理学家只做两件事说一句话，两件事是：一、制作道德守则的脚本；二、让别人去演。一句话是：必须要是道德完人(修身)，才能去建立事功(治国平天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