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，英国外交部对斯普莱的建议未予重视，而受到商界的多方指责

当时，英国外交部对斯普莱的建议未予重视，而受到商界的多方指责。正是由于最初是西方侵略者急于修筑中国铁路，因此，尽管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，还是遭到了中国官员一致的坚决抵制。

先是同治二年，英、法、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，正式向李鸿章建议，修筑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，遭到断然拒绝。随后，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、威妥玛、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，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。声称：“自从西方国家修建了铁路，风土人情大为改观。至于工商业的发展，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利益均沾”。

当时，有一位英国人在北京永宁门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，将小机车在上面运行，速度飞快，使北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，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。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，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。但是，从清王朝的朝廷到内外臣工，任凭洋人如何游说，甚至现身说法，都不为所动。

19世纪60年代，在对待西方国家在中国修筑铁路的问题上，清政府内部基本航不存在什么分歧。只是到了60年代后半期，洋务派开始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，希望将来中国人直接承建铁路，不被外国人窃取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倡议自建铁路。

同治十一年，李鸿章致函丁日昌，首次正式透露自己想要修筑铁路的主张，他指出：俄国人拒守伊犁，我军远隔万里，万难征服。只有修建铁路，才能运转自如，达到巩固边疆的目的。

当时，听说这一建议的人，无人摇头咋舌，嗤之以鼻。同治十三年，日本出兵台湾，东南沿海形势紧张，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，但朝中阻力很大，无人敢出面支持。

一直到了光绪三年（1877）的时候，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，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。丁日昌，是广东丰顺人。同治二年，被李鸿章从广东调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。

由于丁日昌的建议合情合理，切中时弊，因为被朝廷批准。但因为修建铁路的巨款难筹，丁日昌只好抱憾而去。

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虽然顺利通过，而内地修建铁路的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。光绪六年，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谈判，要求俄国归还伊犁。当时，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，清廷极为紧张，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，向他征询防务的意见。

刘铭传借此机会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，他主张中国要道应修筑四条铁路：南路二条，一条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，一条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；北路二条，一条由北京东通盛京，一条由北京西通甘肃。由于工程浩大，不能同时兴建，他建议先修建清江至北京一路。

刘铭传的建议一出，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，首先跳出来的反对者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，接着，其他顽固派的官员也纷纷登台亮相，大喊大叫，列举了种种理由反对建造铁路。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，是大逆不道。然后煞有介事地说：中国一旦建成铁路，沿途的旅店、靠骡马运输的贫民，都将失业。

这还不够，他们甚至无知地认为，修建铁路时，用火药炸山开石，不但会惊动鬼神，破坏风水，而且还会带来不祥之兆。可见，顽固派愚昧到何种程度。

这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一次争论，其结果是顽固派占了上风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顽固派保守势力相当强大；另一方面是由于洋务派本身对建造铁路的计划也没有确实的把握。

光绪十年，又发生了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二次争论。在光绪七年的时候，唐山开平煤矿因运煤的需要，请修铁路一条，考虑到当时禁驶机车，于是声明用驴马拖载，最后得到批准。这条路从唐山煤井起，到胥各庄止，共二十一里，被命名为“唐胥铁路”。开车之始，先以驴马拖车，第二年改用小机车牵引。

这就引来了顽固派的反对，他们以“机车行驶，震动了皇陵，喷出的黑烟，损伤了庄稼”为由，要求朝廷禁止机车运行。结果，小机车运行不久，就被停止了。

但是，洋务派经过多方努力，几个月后，小机车又开始运行了。唐胥铁路的建成及投入运行，无疑是洋务派的一个胜利。李鸿章受到鼓舞，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。这次就不比以前了，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，而洋务派这边，只有李鸿章和左宗棠出来讲话，修铁路之事，只好暂缓。